——荣耀他并永远以他为乐
《CALVIN ON THE CHRISTIAN LIFE》 —— GLORIFYING AND ENJOYING GOD FOREVER
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著
穆桑/译
上海三联书店；2021-8
…
·正文约2200字
·黑体字原文标
·编录：杨原平
…
p10
现代世界日益世俗化，这与加尔文的敬虔背道而驰。加尔文不是进步论者（progressive），期望启蒙运动提倡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而是福音派的人文主义者，高喊：“回到本源！”他提倡的信仰比当时风行的敬虔要更深、更广。与任何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一样，加尔文全面审视在神面前的生活（coram Deo）。他甚至不会理解我们今天使用的灵性一词通常的含义：它就像主观、想象之非理性的私人岛屿，四周被客观、公共之理性的海洋包围着。
改教家用来涵盖基督徒信仰和实践的词是“敬虔”（piety/pietas）而不是灵性。然而甚至敬虔一词也在现代性中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我们学会了在教义和生活中间画线，而“敬虔”（就像“灵性”一样）被归在账簿的“生活”一栏里。古代教会却不这么看：eusebia（对神的正当回应）一词包括教义和生活，把它译为“敬虔”或“正统”（orthodoxy）不会引起任何混淆。加尔文采取的就是这个全方位的视角。教义、敬拜和生活浑然一体。教义总是朝向实践，而实践总是基于正确的教义。事实上，“因信称义……是一切敬虔的总纲”。[5]敬虔的根源在于相信福音。爱是衡量所有责任的 准绳，而新旧两约中神的道德律具体规定了爱的品格，包括“对神的敬虔”和“对人的恩慈”。[6] 加尔文甚至把他的《要义》定位为“基督徒敬虔的总纲”。
p11
如果因为加尔文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已经久远，给我们理解他的敬虔观增加了难度；但这也迫使我们意识到这位改教家若知道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观被挑选出来视为独特，会感到多么尴尬。其实，加尔文主义者这个标签最早出现在1552年，得自于路德宗一位叫约阿希姆·韦斯特法尔（Joachim Westphal）的辩论家。加尔文并不认为这个词是在表达善意。如下一章所述，加尔文是站在从前的巨人和改教同道的肩膀上，他的很多观点的形成都受惠于他们，因此将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的独特天才并不符合事实。
总之，对加尔文来说，批评家责之也甚，拥护者誉之也甚。他综合所有基督教传统中最优秀的思想，并用严谨的解经技艺和福音直觉加以筛选，这种杰出的能力体现了他的真正天才。他的修辞原则是“朴实和简洁”。此外加尔文还有一颗被真理点燃的心，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读了他的作品就像回到了水井旁，精神得以振奋—尤其是在我们似乎已经迷路的时候。
p12
1536年，脾气火爆的传道人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e Farel）央求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他写了一本颇受欢迎的小书—留在日内瓦，帮他完成当地教会的改革工作。这位作者就是让·加尔文（Jean Calvin），这本小书就是《基督教要义》第一版，该书在当时是福音派信仰的简要总结。加尔文谦恭地谢绝了这份荣誉，说他只想心无旁骛地追求学问。出人意料的是，那位引导日内瓦接受宗教改革的脾气火爆的传道人威胁他羞怯的法国同胞，说要是他拒绝神的呼召，不来需要改革的地方提供帮助，他的学术研究会招致神的审判。加尔文被法雷尔和其他几个人说服，同意留下，不过起初只是同意担任圣经讲师，可是没过多久，就被加上了惯常的传道和教牧职责。
伯尔尼（Bern）开展了改教运动，而日内瓦基本上是伯尔尼的附属城邦。法雷尔和加尔文希望教会获得更大的自由，不再完全受制于日内瓦的地方官（以及伯尔尼地方官），两人在为此努力一年之后，被赶出了日内瓦。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找到了新家并开展新的事工。在那里，担负领袖重任的牧师马丁·布塞（MartinBucer）成为他的属灵父亲。正是布塞和他的同伴彼得·马特尔·菲密格理（Peter Martyr Vermigli），后来对英国的改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尔文甚至还帮助克兰麦（Cranmer）修订了《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斯特拉斯堡的改教工作业已成型—这正是年轻的改教家希望日内瓦出现的局面。加尔文做了五百名法国流亡者的牧师，与新婚妻子伊蒂丽（Idelette）开办了一间青年旅社。他还出席帝国会议，修订了《基督教要义》第六章到第十六章，撰写了重要著作《〈罗马书〉注释》。终于，他觉得自己找到家了。
p13
不过，就在加尔文及其同仁被立即逐出日内瓦三年之后，一位使者带着日内瓦官方的请求拜访加尔文：“我们代表小议会、大议会、总议会……诚挚地恳求您回来，重负前职，重举前业。”[7]据加尔文的继任者西奥多·贝扎（Theodore Beza）记载，因为加尔文已在斯特拉斯堡幸福地安顿下来，所以他“直接表明他不愿回去”。他向一位密友吐露了内心的感受：“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去背那个能让我每天死一千多次的十字架。”
日内瓦人请布塞襄助。布塞从法雷尔那儿学了一招，他“举出约拿的例子”，劝加尔文重返前职。 加尔文不看好重返日内瓦的前景，他对皮埃尔·维雷（Pierre Viret）说：“不是因为我恨恶日内瓦，而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地方困难重重，觉得自己根本应付不了。”①至少他还可以从德国去信回绝日内瓦人，说他还要参加帝国会议，为斯特拉斯堡处理重要事务。②不过，如他对法雷尔所言，“我们回去时，我们斯特拉斯堡的朋友不会不同意我重返日内瓦的。而且，布塞已经许诺，他会陪着我。”
p14
他的心情似乎糟得不能再糟了。“但是当我想到我不属于我自己时，我就把我的心当作祭物献给主。”这句座右铭镌刻在加尔文的徽章上：一只手托着一颗心。
不久之后，日内瓦的使者乘着华丽的马车，把加尔文和他刚刚成立的家庭接至日内瓦。加尔文在城门口受到英雄般的礼遇。随后的那个主日，他再次登上圣皮埃尔教堂的讲台，没有提他的被逐，没有责骂仍然煽动众人抵制他归来的邪恶对手，也没有对城门口的欢迎表示 感激—这欢迎好像是在抵偿那次不合宜的免职。他只是接着从他被迫离开时讲到的那节经文，继续讲下去。
——
① Calvin, “To Viret”（Ulm, March 1, 1541）, 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4:230. “日内瓦的邀请让我困惑，或者说不知所措，何去何从，我几乎无法决定。”
② 他在两个场合这么做过，两次给日内瓦高层写了几乎一样的信。参见Calvin, “To theSeigneury of Geneva”（Strasbourg, October 23, 1540）, 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4:208，以及（Strasbourg, February 19, 1541）, 4:225。
（为阅读方便，未按原注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