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架与自由
《LUTH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 CROSS AND FREEDOM
王一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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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4000字
·编录:杨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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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人物,人们倾向于要么把他塑造成英雄,要么塑造成恶棍,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错误,以过分简单的方式来描述路德。而从更深层的神学角度来看,应该把路德视为与我们一样的人,他也在那些作为人、作为基督徒最深刻恒久的问题中挣扎。
(p34-37略)
(p37-40略)
(p40略)
(p40-42略)
(p42-45略)
(p45-47略)
(p47-49略)
p49
1522年以后,路德在维滕堡的地位变得稳固。此外,经历了早年丰富多产的神学突破之后,他开始进入到稳定期,日常主要工作就是教导、讲道、牧养,这意味着他的人生再没有出现过之前那样有戏剧性的情节。然而,1525年这一年以独特的方式同样对路德的神学和声誉产生巨大影响,就像1520—1521年一样。这一年有三个标志性事件:他与伊拉斯谟之间爆发冲突;他与凯蒂(Ratie)结婚;他不幸地干预了农民战争(Peasants’War)。
p50
今天回想起来,他与伊拉斯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不发生在1525年,也早晚会爆发。伊拉斯谟就是那位编纂了希腊文新约圣经的人,他也因此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文本基础。他的学术智慧耀眼夺人,使他成为文艺复兴教会最刺耳的批评家。可是他的性格使他成为傲慢的讽刺者,他虽然批判嘲笑教廷,但最终还是没有逾越雷池。伊拉斯谟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宗教改革冒生命危险,甚至哪怕只是牺牲职业生涯。 在路德的改革事业初期,选帝侯腓特烈曾经询问过伊拉斯谟对这个惹是生非的修士的看法。他回答说路德犯了两样罪:第一,他批判教皇的权柄;第二,他批判修士们的骄奢生活。这段评价原本只是私底下告诉腓特烈的,后来却走漏了风声,以致从此以后,伊拉斯谟不得不面对舆论压力来表明他对维滕堡宗教改革的立场。最终,1524年他在《论意志的自由》(Diatribe on Free Will)一书中表明了态度,其中他认为圣经对救恩中人的意志所起的作用的论述并不清晰。你可以称他的观点是不可知论,或半帕拉纠主义,或半奥古斯丁主义,这取决于你有多宽容。可以肯定的是,伊拉斯谟把矛头指向路德整个神学的概念性支柱:圣经基本的清晰性以及救恩所需的一切全然在于上帝。 当这本书寄到维滕堡时,梅兰希顿对其爱不释手。可路德读过之后却伤心欲绝:不仅因为他看到书中否认圣经的清晰性和意志被捆绑所带来的破坏性结论,同时也因为他知道伊拉斯谟作为批评家实在太有名气,他无法忽视其批判。于是便有了《论意志的捆绑》(TheBondage of the Will)。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千锤百炼之作,路德对圣经、人的意志、救恩中上帝的主权等问题做出了最精彩的辩护。与他所写的几部要理问答一样,这是他本人认为值得保存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
p51
1525年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他与凯瑟琳·冯·博拉(Ratharine von Bora)结为连理,她也被路德亲切地称为“我的凯蒂阁下”和“枷锁”。她本是西多修会的一名修女,1523年从尼布斯申(Nimbschen)的修道院出逃,同年4月来到维滕堡。路德安排修女们出嫁,但凯蒂却是个麻烦。一开始她被安置在艺术家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家中。但是几次出嫁尝试失败之后,凯蒂表达了她的意愿,要么嫁给路德,要么嫁给他的同事尼古拉斯·冯·阿姆斯多夫(Nicholas von Amsdorf)。在令人尊敬的女改教家埃古拉·冯·格伦巴赫(Argula von Grumbach)的劝说下,路德有了结婚的念头,最终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在1525年6月13日与凯蒂成婚。我们会在第八章详谈他们的婚姻。在这里我只想说他们非常幸福并且硕果累累。 然而,这桩婚事却成了一场公共关系的灾难。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路德以修士的身份结婚,在维滕堡修士结婚的问题早已有定论。真正的原因在于路德的婚礼恰逢德意志农民战争期间。这是一场遍及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领土的大型反抗运动。反抗者因经济原因而充满怨恨,憎恶教廷的腐败。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采用路德式的语言来谈自由,其中也有许多人(虽然不是所有人)希望路德能站出来替他们说话。起初路德还对他们心怀同情,但后来看到农民阶层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p52)加之他们不顾他的建议,诉诸暴力,于是路德转过来反对他们,发表了他最为人诟病的一部作品《劝告和平—反对暴动的农民》(An Admonition to Peace, against the Robbing and Murdering Hordes of Peasants)。文中他呼吁贵族,不论手段如何务必镇压暴乱。这部作品和他晚期对犹太人的抨击都是路德一世英名的污点。农民们最终在弗兰肯豪森战役(Battle of Frankenhausen)中被击溃,他们的领袖们,如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 等,被处死。路德在农民战争最血腥的结束阶段庆祝他的婚礼常被认为是极其麻木不仁的。
p52
1522年后,路德在萨克森的宗教改革慢慢稳固,欧洲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宗教改革。从路德宗的角度来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在苏黎世兴起的胡尔德里希·茨温利。茨温利的背景与路德截然不同,他所受的教育是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他也很崇拜伊拉斯谟本人。苏黎世的改革运动与维滕堡也不相同。苏黎世当时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由市议会来管理,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技术工人,这与萨克森选帝侯区的中世纪封建领地结构完全不同。维滕堡的宗教改革是由中世纪大学的一纸辩论论纲开始的,而苏黎世的改革则是由印刷工人们打破大斋节的禁食(Lenten fast)而兴起,印刷业也是最早期的现代工业。茨温利当时正与市议会密切合作进行一场比维滕堡更激进的改革运动(他们宣布画像使用不合法,甚至禁止在敬拜中使用音乐和歌唱)。
p53
然而,导致路德与茨温利之间发生冲突的,是茨温利对“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设立圣餐的话里“是”这个字的理解。他认为这是“象征”的意思。这种理解似乎是他从人文主义学者霍恩(Cornelius Hön)在1524年写的一封信里借鉴来的。对于苏黎世人来说,主的圣餐是象征性的;就是说它主要是基督徒之间互表忠心,类似军人的宣誓(这正是圣礼的拉丁文sacramentum的含义)。如果说基督在圣礼当中的话,那他只能以属灵的方式临在。 对路德来说,这种观点简直是毒药。这让他回想起卡尔施塔特对圣餐的属灵式理解,因此也使他联想到更激进的态势。此外,茨温利把基督真实的临在从饼和杯中抽离出去,这对路德来说就等于把福音拿走了。饼和杯不再是上帝借着基督喂养他百姓的蒙恩管道,而变成了信徒为上帝和为彼此而做的事。用路德宗的说法,茨温利把福音拿走又把圣餐变成律法。 自1527年起,路德和茨温利二人就开始通过出版宣传册进行激烈的论战。新教内部分裂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而北部路德宗的王侯与南部瑞士的改革宗之间彼此联盟的可能性也很有吸引力。于是,1529年,在黑塞亲王菲利普(Landgrave Philip of Hesse)劝说下,双方在马尔堡(Marburg)城堡中举行神学对谈,希望产生一份双方认可的信仰告白来为政治军事联盟提供基础。 马尔堡对谈(Marburg Colloquy)的出场阵容可谓是引人注目。其中包括茨温利、杰出的教父学者厄科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热心推动合一的布塞(Martin Bucer)、梅兰希顿,当然还有路德本人。整个协议里总共有十五条内容,(p54)双方在十四条半上都达成共识,可是那未解决的半条却是决定性的,那就是圣餐礼中基督临在的性质。结果联盟无望,路德激烈地宣称茨温利是出于另外一个灵,也就是在说他不是一个真信徒。这次马尔堡对谈的破裂标志着从此新教分成路德宗和改革宗两支,此破裂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p54
1531年,茨温利在卡佩尔(Rappel)战死沙场,消息传到了路德的耳中,他的评论简明扼要:“凡以刀剑为生者必死于刀剑之下。”直到路德去世,他都视茨温利为邪恶的狂热派的缩影。 导致马尔堡会谈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德意志的路德宗各王侯内部正在慢慢达成军事联盟,这势必减轻了他们寻求与瑞士人联盟的压力。在1530年的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之后,德意志内部联盟形成了施马加登同盟(Schmalkaldic League)。 皇帝查理五世曾经要求路德宗各王侯提供一份信仰告白。这份信仰告白由梅兰希顿草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或按拉丁文称为《奥古斯塔纳》(Augustana)。这份信条在帝国会议上被呈给查理五世,那次会议路德并没有到场,而是被扣押在科堡(Coburg)附近的城堡里。毕竟,当时从帝国官方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位流亡者,如果他出现在奥格斯堡,那将是对皇帝的冒犯,也更有可能是对自己宣判死刑。在帝国会议上,皇帝拒绝签署这份信条,但路德宗各王侯和城市代表都采纳了它。这份信条为黑塞亲王菲利普在1531年建立的军事联盟—施马加登 同盟—提供了部分基础,而这联盟也保护了路德宗教会在其领土内的安全,一直到1546年路德去世。
(p55-58略)
(p58-59略)
p60
像马丁·路德这样的人物,人们倾向于要么把他塑造成英雄,要么塑造成恶棍。在宗教改革的争端中,利害关系错综复杂,新教和罗马天主教都以路德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因此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错误,不论从道德还是神学上,常以过分简单的方式来描述路德。然而,以上对其一生的概览不仅表明他的人生经历与神学之间的关联,也表明路德人性的矛盾与失败,这也属于他的所是、所行。伫立在沃尔姆斯会议大厅的路德是雄伟的;而其晚年对犹太人的态度又令人失望。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他? 我相信,答案其实很简单:我们应该把他当作与我们一样的人来看待。也许有人会发现,像所有人一样,路德的长处恰恰也是他的短处。他的固执与倔强,以及对认准的事绝不松口的性格,使他可以在1521年沃尔姆斯会议上与教廷、帝国二合一的强权对峙,又在1522年坚决地把维滕堡的激进分子撵走。然而,他这种性格特点也造成了他对犹太人的傲慢无礼。看到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优点,也会成为另一些方面的缺点,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路德身上学到的功课。 而从更深层的神学角度来看,我们同样应该把路德视为与我们一样的人,他也在那些作为人、作为基督徒最深刻恒久的问题中挣扎。我该去何处寻求那位满有恩典的上帝?恩典是什么?在哪里才能找到恩典?(p61)在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我该如何与世俗世界建立联系?我该如何把每日乏味的现实与我的信仰相关联?我该如何面对亲人离世?我该如何面对我自己的死亡而不致完全被忧愁吞没?路德的一生充满了这样的问题。而他的神学就是面对这些问题长久的思考与感悟。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
卡尔·楚门(Cart R. Trueman)美国历史学家、前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历史神学与教会历史教授,现于宾州格罗夫城市学院任教,教授圣经与宗教研究;另著有《宗教改革:过去、现在与未来》 《路德的遗产》 《真理的宣告:约翰·欧文的三一神论》 《唯独恩典》等。
总序 1
序言 3
前言 7
缩略语 9
导 言 日内瓦与维滕堡有何相干? 13
第一章 马丁·路德的基督徒生活 27
第二章 神学家、祭司和君王 62
第三章 宣讲的道 92
第四章 基督徒生活的礼拜仪式 118
第五章 依道而活 142
第六章 从巴比伦得释放:洗礼与弥撒 169
第七章 路德与基督徒的义 200
第八章 属世国度中的生与死:政府、呼召和家庭 223
结 语 生亦如悲,生亦如喜 251
后记 258
索引 262
经文索引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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