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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麦格拉思《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教父时期-导言

未名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

《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上）

[英]麦格拉思编

苏欲晓等译

周明等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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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9100字；

·粗体本编标，下划线原文编标；

·编录：杨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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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督教作家在发展基督教文学的过程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现有的非宗教性的文学手段应用到基督教文学的修辞、文学和诗歌中去。

使用压迫者的文化就等于向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屈服。（p3）

第一部分教父时期

（约100-600年)

导言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主要历史阶段就是教父时期。“patristic”(教父)一词来自拉丁语“pater”(父亲)，它同时指教父时期及该时期形成的特有的神学思想和文学形式。“教父时期”的时间概念很模糊，不过它多半指从《新约圣经》的创作结束（约公元100年）到卡尔西顿公会议①（公元451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基督教就是在这一段关键的历史时期成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主要宗教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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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尔西顿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基督教的第四次普世会议，公元451年在卡尔西顿召开。会议通过了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决议、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决议(后称（尼西亚信经）)等重要的基督教神学理论。

教父时期出现了一个引起极大重视的问题——也就是本选集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基督教作家在发展基督教文学的过程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现有的非宗教性的文学手段应用到基督教文学的修辞、文学和诗歌中去。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对使用这些文学手段抱十分敌视的态度。世俗社会一心想要扑灭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基督教作家还有一点点正气，他们怎么能够利用这些世俗的文化模式呢？使用压迫者的文化就等于向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屈服。

然而，随着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整个局势明显好转起来。古罗马传统文化不再被人看作是压迫阶级价值观的代表。当时的传统文化最糟糕也被看作中立的东西，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将其视为同类。奥古斯丁笔下所描写的以色列百姓带着埃及的财富逃出埃及的著名意象，可以说是从理性上肯定了大量使用非基督教文学资源的做法，同时也催化了使用非基督教资源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说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基督教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对基督教思想的成形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澄清。其中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保罗在新约书信中证实了这个问题在基督教历史第1世纪中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外邦基督徒（即非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否应当受割礼？要怎样准确解释《旧约圣经》？

然而，很快又冒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在第2世纪显得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护教学的问题——为了捍卫和维护基督教信仰而采用缜密的理论依据以反驳人们对它提出的批评。在基督教历史的初期，教会经常遭到政府的逼迫。所以教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求生存；当基督教会自身的存在还没有得到承认的时候，它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提出理论上的申辩。只有看到这种现实才能帮助我们理解护教学对早期教会的重要性。例如，殉道者查士丁(JustinMar-tyr,约100一约165年)就是致力于护教学的作家。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向敌视基督教的异教徒民众解释和维护基督教信条和仪式。虽然教会早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神学家，如，在西部里昂的爱任纽(Ire-naeus,约130一约200年)和东部的奥利金(Origen,约185一约254年)，但是只有在教会停止遭受迫害之后，他们才可能展开严肃认真的神学辩论。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全境停止迫害基督教。基督徒不必再像搞“地下活动”似的秘密聚会，也没有必要天天只考虑如何求生存。所以，教父晚期（约310-451年）可称得上基督教神学史上的巅峰时期。至此，神学家们不再有遭迫害的危险，他们有了工作的自由，可以宣讲对维护新出现的教会合一重要性的一系列问题。教会合一的问题需要经过大范围的讨论并且经历一个痛苦的摸索过程，教会在此过程中发现自己必须学会宽容不同意见并容许矛盾的存在。教会的高度统一最终被列入基督教的总纲，但是应该说它的雏形就是出现在这个教会成形时期。

如上所述，基督教自我表现过程本身就使用了大量不同的文学形式。而且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基督教很乐意地“借用”了其他形式的文学。鉴于教父时期对这方面的发展具有奠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教父时期基督教与世俗文化的碰撞

教会早期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使用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浩瀚文化遗产——诗歌、哲学及文学。热衷于用传统写作手段来阐释和交流基督教信仰的基督徒作家可以采取哪些方式利用《诗艺》①？还是说利用这些文学手段本身就等同于放弃基督教的原则呢？这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基督教应该断然拒绝传统遗产，还是可以通过改造对其加以利用。鉴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人们对它又如此关注，我们将广泛摘录这场讨论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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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艺》(Ars poetica):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大约创作于公元前19—前18年的韵文体书信。文章温文尔雅、切合实际，并不因其深奥而有所减色。它所倡导的题材、匀称感以及戏剧形式规范一直到19世纪还深受推崇。

2世纪作家、殉道者查士丁对这个重大问题给出了一个最早的答案。查士丁特别注意基督教与柏拉图哲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利用这些相似之处作为宣传基督教福音的一种渠道。在查士丁看来，神圣智慧的种子已经播撒到普天下，这意味着基督徒能够而且必须找到福音在教会以外的各种表现。

我们已经听说基督是上帝的长子，而且我们也已经宣告他就是道②,就是各民族所共同享有的真理。凡是遵照真理而行的人都是基督徒，尽管他们有可能会被人看成是无神论者，例如，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等人，以及像他们一样的另外一些希腊人……律师和哲学家们因发现和思考道的某一层面，才得以顺畅解释说明事物。然而从整体上来说，律师和哲学家们并不明白道就是基督，所以他们的理论往往自相矛盾……大家能解释得顺的一切东西都属于我们基督徒。(p6)因为仅次于上帝，我们所敬拜和爱戴的第二个对象就是这个道，他来自那位自生、自存、不可直呼其名的永恒的上帝；因为我们的缘故他变成人的样式，来分担我们的痛苦，并且为我们带来了医治。所有的作家都能够隐隐约约地明白这个真理，其原因在于那个已经播撒下去并且在他们心中扎根的道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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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道(Logos):或音译作“逻各斯”，古希腊哲学术语，原意为：世界的普遍规律性；在基督教教义中其意为：与神同一的“道”或“真理”。

所以，在查士丁看来，基督徒可以随意摘取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因为他们知道“凡是解释得顺的东西”归根结底都来源于上帝的智慧和见识。

尽管查士丁的论点十分重要，大多数教会对此却置若罔闻。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无法提供足够的理由以区分基督教与传统文化，因此有人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将二者等同起来。它从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基督教神学理论与柏拉图哲学思想只不过是看待同一神学实体的两种不同方法而已。查士丁的学生塔提安(Tatian,约120年出生)对传统修辞学和诗学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二者鼓励欺骗而且无视事实。3世纪皈依基督教的罗马律师德尔图良的文章对利用传统文化的观点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他说：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柏拉图哲学与教会又有什么关系？德尔图良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给这些质疑的明确答案——基督教必须避免世俗的影响从而保持自己的特色：

哲学僭妄地自称能够解释神性和天意，它给人预备的是世俗的聪明。异教邪说把哲学拿来武装自己。柏拉图的门徒瓦伦廷(Valentinus)就是从这个哲学思想根源萌发出“永世”①以及“人性的三位一体”的理论观念。来自斯多葛派的马西昂所提到的神正是来自这些观念（根据他的三位一体之说，该神还远不是至高至圣者)。灵魂必死之说就等于重蹈伊壁鸠鲁的旧辙。否认人体复活的观念就是基于这些哲学家们的各种理论。认为物质和上帝相等就是推崇芝诺的学说；（p7）提到火神二字就是引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理论。所有信奉各种旁门左道的人和哲学家同样都是中了这些邪念。邪恶来自何处，且为何而来？人之本性源自何方，且如何而来？……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柏拉图哲学与教会又有何相干？我们的信仰体系均来自所罗门的哲学思想，连所罗门自己也教导人们必须以朴实简单的心去寻求上帝。因此，这些人侈谈什么“斯多葛派基督教”、“柏拉图式的基督教”、“辩证的基督教”，真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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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永世(aeon):诺斯替教和摩尼教名词，指自至高神溢出的一批精灵或存在物。永世是根据诺斯替教关于物质与精神二元冲突的教义而形成的宇宙论中的要素。

对世俗文化的全盘否定在当时具有简单易懂的好处。依照德尔图良的看法，基督教根本就是一场反文化运动，它在自己扎根的思想和道德环境中不允许自己受到任何玷污。德尔图良的基本思想在教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可以听到它的回应。例如，英国作家阿尔昆(Alcuin)于797年指责林迪斯法尼修道院(Lindisfarne Abbey)的修道士们读了太多北欧的萨迦①。他说：“英戈尔德②与基督有什么关系？”他这么一问，就等于把德尔图良在几个世纪之前所提到的问题又搬了出来。阿尔昆干脆直截了当地提出补救措施：“让上帝的话语在修道院食堂的长条饭桌上诵读出来。该听到的应当是宣读这些话语的声音，而不是吹奏长笛的乐声。被人听见的应当是教会中神父的声音，而不是异教徒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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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迦(sagas):这里指关于北欧诸神的神话传奇故事。

②英戈尔德(Ingeld):一年轻国王。根据英国最早的史诗（贝奥武甫）记载，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附近的希多堡或称兰戈堡王国的国王弗罗德(Froda)被丹麦人杀死，其子英戈尔德继位击败丹麦人。

然而，这种一味否定的观点存在着许多问题。它似乎不允许基督徒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即为了传扬福音的目的，得到或者使用任何传统知识和文化。有许多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为了提高自己布道和写作水平开始研究传统修辞学，以便将基督教信仰向教会以外的人们传播。难道德尔图良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吗？顺着这条思路，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更深的神学问题。所有的真知灼见不都是来源于上帝吗？若然，基督徒难道就不该尊重由此而来的真理吗？在批评者看来，德尔图良对这些问题似乎没有做出回答。

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具有其重大的意义。为了认清这一进展的意义，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这个变化的背景。自从基督教于第1世纪40年代空前地出现在罗马以来，它的法律地位显然一直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它一方面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所以未能享受任何特殊权益；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受到禁止。然而，基督教在人数上的发展壮大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武力镇压。这种迫害有时候只是局部的，如局限在北非的部分地区；有些时候则殃及整个罗马帝国。

最主要的一次大逼迫始于249年德西乌斯(Decius)当上罗马皇帝之后。他上台后的第一次大迫害行动就是于250年1月处死罗马大主教法比安(Fabian)。这次迫害行动带来了当年6月颁发的德西乌斯法令，该法令下令各行省长官和地方官员监督全民向罗马诸神和皇帝行祭祀仪式。凡是献祭的人均可得到一份证书。显然不少人对该法令不予理睬，但是有些地方却将它加以强制性的实行。在这一艰难时期，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因此殉道。德西乌斯法令结束于251年6月，德西乌斯死在一次军事讨伐中。大迫害使得许多基督徒在逼迫面前跌倒或背弃自己的信仰。对基督教迫害的加剧出现在303年戴克理先(Diocletian)皇帝当政之年。皇帝当时发布了一道诏书，下令拆除所有举行基督教崇拜的场所，收缴并销毁他们的全部书籍，停止一切基督教崇拜活动；革除基督徒文职官员的所有官衔职位，贬为奴隶。基督教著名人士被迫按照罗马传统惯例缴纳祭品。戴克理先强迫他自己身为基督徒的妻子和女儿遵行这一法令，由此可见基督教的影响何其深广。随后的几代皇帝继续迫害基督徒，其中包括统治罗马帝国东部的加勒里乌斯(Galerius)皇帝。

在这种情形下，难怪许多基督徒对传统罗马文化持有敌对情绪，原因在于它是迫害者的文化，这些迫害者一心要消灭基督教。德尔图良的观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具有的强大威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采纳罗马文化模式就意味着对基督教信仰的背叛。

公元311年，加勒里乌斯下令停止迫害基督徒。结果它不仅没有缓和这种对峙情绪，反而更坚定了基督徒反对恢复罗马异教地位的决心。(p9)加勒里乌斯下了一道诏书，允许基督徒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和“进行宗教聚会，只要他们不扰乱社会秩序”。该诏书明确将基督教视为一种宗教，并予以全面的法律保护。基督教在此之前社会地位不明确的问题现在得到了解决，教会不再受追逼。

现在基督教成了一个合法的宗教，但它只是众多宗教中的一种。君士坦丁的皈依基督教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一状况，并且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形势带来了彻底的改变。君士坦丁于258年出生在一个异教徒家庭。（他的母亲显然受到儿子的影响，最后成了一个基督徒。)虽然他早年对基督教并不特别关注，但是他肯定视宽容为一种基本的美德。在马克森狄(Maxentius)篡夺了意大利和北非的政权之后，君士坦丁率兵从西欧出发试图夺取该地区的政权。公元312年10月28日，决定性的战役在罗马北面的米尔汶桥打响。君士坦丁击败了马克森狄，被手下拥为皇帝。此后不久，他宣布自己为基督徒。

至此，基督教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又成了突出的问题。现在罗马既然已经顺服于基督教的福音，它的文化岂不是一样吗？如果基督徒能够用肯定的目光看待罗马帝国，那么，他们不也应该用同样的目光来看待罗马的文化遗产吗？看来，一些非常有趣的可能性之门似乎已经开启。公元313年前，这种可能性只能是一种梦想。313年之后，对这种可能性的探索已经成了主要基督教思想家们首先要考虑的紧迫问题——希波的奥古斯丁就是这些思想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所以，奥古斯丁能够提出一个最终赢得人们认可的答案也是毫不足为奇的。该答案也许可以准确地定义为“批判性地采用传统文化”。奥古斯丁认为，当时的现象可以与《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以色列百姓逃离埃及时的情形相比。以色列人虽然没有带走埃及的偶像，但却带走了埃及的金银器皿，为的是更好地和更恰当地利用这些财富；而这些财富也可以因此得以解脱，从而派上更好的用场。同样，基督徒就可以在合适的地方，在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前提下，利用过去的哲学和文化。奥古斯丁在坚持他的这一观点时，列举出了一些著名的基督徒怎样利用传统文化以推动福音传播的例子：

p10

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柏拉图主义者，如果发表了一些正确的而且也不违背我们信仰的言论，我们就不应该摒弃这些言论，而应该据之为我们所用，同时必须认识到他们是非法占用。埃及人拥有许多偶像和以色列百姓所恨恶并从中逃脱出来的各种重轭；但是他们也拥有那些金银器皿和衣裳，我们的祖先在逃离埃及时把它们悄悄地带走，以便更好地加以使用（出埃及记3：21-22；12：35-36）……与此相同，异教徒的学问也并非尽是些错误的学说和迷信的东西……它们中间也有一些可以为福音真理所用的杰出教导和优秀的伦理价值观。是的，在这些教诲和价值观念中甚至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崇拜独一上帝的真理。可以说这些就是他们的金器和银器，但是这些金银器皿并不是他们发明创造的，而是从上帝的财富中挖掘出来的。这些财富遍布世界各地，只是被他们滥用来祭拜鬼魅罢了。因此，基督徒可以将这些被无辜滥用的真理从中剥离出来，合理地应用在宣扬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中间的许多善良诚实的人们还做了些什么？看一看那位善于教导并且蒙福殉道的圣徒西普里安(Cyprian)离开埃及时所带走的金银器皿和衣裳财富！想一想莱克坦修(Lactantius)带走的那些东西！马里乌·维克多利努(Marius Victorinus)、奥普塔特斯(Optatus)、普瓦蒂埃的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还有那些现在还健在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更不用多说了！再看一看希腊人借鉴使用了多少别人的东西！我们发现上帝最忠实的仆人摩西在此之前也做了同样的事，毕竟《圣经》上还记载着他的所作所为：“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使徒行传7:22)

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要将迄今为止被异教所利用的思想方法、写作方法和演说方法拿过来，并且加以释放，以便服务于福音的传播。奥古斯丁认为那些本质上不偏不党，但又十分可贵的思想方法或自我表述的方法从来就是从“上帝的财富”中挖掘出去的；问题是这些方法被用到了异教文化中，一直被人“滥用来祭拜鬼魅”。

因此，奥古斯丁的思想为一种新观念奠定了基础：凡是真善美的东西均可以用来为福音服务。（p11）后来在西方教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这种观念，它为基督教作家批判性地利用各种原先并不归属教会的文学风格提供了神学理论依据。所以，除了教会中已知的和普遍认为完全适合基督教范畴的文学体裁——如，讲章和圣经注释——之外，还可以加上那些文化起源完全属于世俗的文学体裁，如戏剧和后来的小说文体。

p11

于是，基督教的神学体系、礼拜仪式、灵修生活与古代世界的文化传统之间开始一种创造性的相互影响就有了环境保证——这无疑是人类知识历史上的一次最为有趣而且富有成效的文化交互影响的范例。

教父时期基督教思想活动的中心

基督教源于巴勒斯坦——具体而言，就是犹太地区，特别是耶路撒冷城。基督教将其自身视为犹太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它早期盛行于传统认为与犹太文明紧密相关的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然而，它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带，这部分是因为像大数的保罗这样一批早期福音传道士努力的结果。到第1世纪末为止，基督教似乎已经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立下根基，甚至在罗马帝国的首府罗马城也占据了一席之地。随着罗马教会势力的不断发展，罗马城与君士坦丁堡两地基督教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它为日后东西教会围绕两地的权力问题而造成的分立投下了阴影。

在这个扩张过程中，有一些地区成了神学辩论的中心。其中有三个地区特别重要，前两个是讲英语的地区，还有一个地区是讲拉丁语的。

1.位于现在埃及境内，当时被视为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心的亚历山大城。该城具有一种独特的神学风格，反映出它与柏拉图传统的长期联系。“亚历山大学派”探讨一系列神学问题，体现了一种突出而又鲜明的与该地区密切相关的基督教风格。

2.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境内的安提阿城和卡帕多西亚附近地区。早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北部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基督教势力。《使徒行传》中所描写的保罗宣教旅程常常涉及在这个地区成立教会的问题；(p12)安提阿城典型地体现了早期教会史上的一些特点。该城本身很快就成了研究基督教思想的主要中心之一。它就像亚历山大城一样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神学风格。“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也代表了第4世纪该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神学思想，他们对三位一体学说所做出的贡献特别引人注目。

p12

3.北非西部，尤其是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地区。在古典时代末期，这里是迦太基旧址，它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重镇，而且曾经一度是罗马帝国在该地区势力范围的政治对手。当基督教在这里扩大传播的时候，它还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该地区的主要作家有德尔图良、迦太基的西普里安和希波的奥古斯丁。

这里不是说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其他城市并不重要。罗马、君士坦丁堡、米兰和耶路撒冷也都是研究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中心，虽然它们都没有获得与上述城市可以相提并论的影响力。

该时期神学理论的分歧

教父时期经历了教会内部形成的许多主要分歧。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分歧有三个。

1.多纳徒之争这场争辩主要发生在罗马帝国的北非地区，尤其是迦太基地区。该地区的基督徒在戴克理先迫害期间深受其害。当时的迫害手段极其残忍，所以有许多基督徒，其中包括一些教会的长者，都为罗马当局提供了帮助，因为他们一心希望风暴早些过去，以便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其余的基督徒却奋起抵抗。其结果是，教会内部就如何对待那些在被迫害期间在原则上妥协退让的基督徒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一部分以多纳徒(Donatus)为首的基督徒采取强硬的态度，绝不允许退让。凡是在迫害期间为罗马当局提供过任何协助的教士绝不能再回到教会。这一争议在第4世纪变得特别重要，它迫使西方教会慎重考虑基督教教义的两个方面——教会的原则问题和成圣的原则问题。

2.阿里乌之争这场争辩发生在第4世纪东罗马帝国教会，主要是针对以埃及亚历山大城为基地的阿里乌(Arius)。(p13)阿里乌认为不能完全将耶稣基督视为上帝，而应该将其视为上帝最大的造物。阿里乌遭到许多人的坚决反对，特别是阿塔那修的反对。随之而来的争辩风起云涌，使整个罗马帝国的统一受到威胁。结果，君士坦丁大帝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一次大会，要求与会的二百二十位主教解决这个问题。尼西亚会议反对阿里乌的观点，并且重申耶稣基督与上帝“同质”——换言之，耶稣是人也是神。这一教义通常被称为“二性的教义”，对基督教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突出体现了第4世纪基督教文学的特点。

p13

3.帕拉纠之争这场争辩始于4世纪末，延续到5世纪的前二十年。争辩的主题是围绕上帝和人在救赎工作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谁在救赎工作中起主导作用——是上帝还是我们自己？救赎是上帝给我们的吗？还是我们自己争取到的或靠我们的善行换取的？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教会里引起了极大的纷争，而且后来在16世纪再起风云。

机构上的发展：隐修主义的起源

教父时期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隐修主义的出现。一般认为，该运动的起源在于埃及的一些偏远山区和叙利亚东部的一些地方。大批基督徒栖息在这些地区，他们的目的是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以及这些地方所提供的各种娱乐。埃及的安东尼(Antony)于公元273年离开父母，寻求一种修行的生活和荒野的寂静。他是该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

对这些群体来说，从充满罪恶的花花世界中隐退出来是他们最重要的主导思想。虽然有一些喜欢孤寂的人坚持个人独处，但是群体遁世隐居的观念占据了上风。帕科米乌(Pachomius)创立于320-325年间的隐修院是一所主要的早期隐修院。该隐修院形成的一种风气后来成了隐修院的生活准则。隐修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在隐修院院长的管理下按照一个规则生活。隐修院的建筑结构很有特色：高墙围着整个建筑群，从而突出其与世隔绝的意念。希腊语中koinonia一词（通常译成“相交”的）经常出现在《新约圣经》里，(p14)在此它用来表示一种互助合作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特点是大家吃穿一样，住相同的单室（就是人们熟悉的修道士房间），并且为了公共的利益从事体力劳动。

p14

隐修的思想后来很受欢迎。第4世纪在东部教会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各地，都创办了隐修院。不久，西部教会也开始了隐修运动。到了5世纪，意大利（特别是地中海西部沿岸）以及西班牙和高卢地区也出现了隐修团体。希波的奥古斯丁是当时西部教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400-425年间于北非创立了两所隐修院。在奥古斯丁看来，共同生活（当时拉丁语称之为 vita communis)是实现基督教博爱理念的重要保证。他在强调共同生活重要性之余，还强调掌握知识和灵性修养。

第6世纪期间，这些地区的隐修院迅速发展。最完整的一部隐修院“规章”——“本尼迪克规章”——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努西亚的本尼迪克(Benedict of Nursia,约480一约550年)于525年期间在卡西诺山开始创办隐修院。本尼迪克隐修院所实行的这一规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无条件地效法基督，经常性地进行集体和个人祷告以及研读《圣经》等活动。

隐修院成为文学活动中心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隐修院除了撰写一些关于爱心、神学和灵修方面的重要书籍之外，它同时还成为这些文化落后地方的文化中心。历史书籍和诗歌作品开始陆续问世，这种文学潮流中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要数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出现的现象。本书的第二部分将对此进行讨论。

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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