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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薛华《前车可鉴》十三 选择
新教文库·历史与思想译丛
《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美]弗兰西斯·薛华 (Francis A.Schaeffer)著
梁祖永、梁寿华、刘灏明、姚锦燊 合译
华夏出版社；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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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5800字；
·粗体原文标；
·编录：杨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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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已没有是非的基础，只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一旦经济进一步衰退，一旦失去个人安定与富足的恐惧增加，一旦发生战争、恐怖主义肆虐、出现粮食或其他资源短缺，厄运便定会加速临到那只求个人安定与富足的人。两条出路：一是高压管制，二是再次肯定那能赋予人民自由而不致引起混乱的宗教改革的基础。
我们要谨记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标志，那就是“存在方法论”的二分法的采用：把对意义和价值的乐观从理性的范畴中割离。在此支离破碎的年代，如果我们本身带上了这一代的标志，便无法在这个历史时刻里负起时代先知的使命。
本书的写作，是盼望这世代的人能从罪中最大的罪——身为被造者，竟以创造者自居——中回转过来，也盼望这世代能离开灭亡的道路，得以存活。
正文
十三 选择
p209
巨大的压力正影响着没有绝对、只求个人安定富足的人。这些压力渐渐使现代人接受具有操纵力量的独裁政府。很不幸，许多这一类的压力现正紧逼着我们。
经济崩溃 现代社会因未能找到解决通货膨胀而不造成经济衰退的方法，正受到经济崩溃的威胁。因通货膨胀而实行管制措施，由此带来经济衰退，到最后要放宽管制，结果加速了通胀。可是从政治方面来看，大部分人都受到“愈来愈富裕”的理想所左右时，是不容易或甚至不可能面对经济衰退的危险的。于是，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招致下一次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了某一程度时，经济崩溃似乎无可避免。
我总不能忘记那件令人不安的类似事件：德国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对魏玛共和政府(Weimar Republic)失去信心，也是由于使人无法忍受的通货膨胀。历史显示出，当经济崩溃到了某一程度时，人民就不再关心个人自由，转而愿意接受军法统治了。如果许多人都以个人安定和富足作为主要价值时，危险就大得多了。
战争或是严重的战争威胁——特别是扩张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华约”国家及“北约”国家之间的战争。库克(AlistairCooke,1908-)1973年在《美国》(America)一书里说得好：“现今‘华约’和‘北约’国家斗争最强烈的关键乃是美国文化的质素及持久力。”我只想补充一点；不单美国，一般西方国家也都包括在内。如果西方国家一切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自由都丧失了，还能与极权国家抗衡吗？很明显，这与第一点有关——西方国家经济崩溃的可能。
p210
“华约”国家所施加的压力，可来自几方面的任何一面，或者是几方面齐来。在军事上，东方强国以世界某处发生危机为借口，向军力较弱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在经济上，使西方经济崩溃；在政治上，由旧路线的政党接管南欧国家。后者可能公开地联合苏联和它的军力突然来到，或者又会狡猾地渗透进来，表面上做得合理，直至危机出现或“摊牌”的时候，就会显出本来面目。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国家从未有过任何圣经的基础，不像北欧国家在“宗教改革”之后有圣经的基础。前者的自由是外来的，不是土生的。
在这乱世，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的威胁，会使那些只要求个人安定和富足的人，甘愿接受任何可以除去战争威胁的极权政府，尤其是当这种极权政体得到政权后，表面上还保留着立宪的形式（好像奥古斯都在古罗马所行一样）。对这个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上帝存在、只相信自己存在、能以知觉看着日落和飞鸟的世代，原子弹是一种特殊的威胁。
舒特(Nevil Shute,1899-1960)的小说《在沙滩上》(On the Beach,1952)写得很恰当。在这本书里，他假想原子弹落下了，无人生还的情景，在城市里，灯仍亮了好些时候，但却空无一人。不久之前，人还以为火星上有有智慧的生命。有人说，当查理·卓别林(CharlieChaplin)听闻火星上没有有智慧的生物时，便以哲学家的口吻严肃地说：“我是孤单的。”对那些以人类肉身生存为最终目标的思想家来说，原子弹会带来一股特殊的压力，迫使人们几乎要放弃一切，希望稍稍减低战争的威胁。
暴力的混乱——特别是无故的或政治的暴力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无论在个别国家或在世界上，政治恐怖的流行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常见现象之一，无故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更加骇人。此外，有迹象显示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在某方面已建立起他们的力量。我们前面已提过，当人们面对恐怖威胁的时候，会宁愿放弃自由。
全球财富彻底再分配 把全球财富重新分配，将带来两件事，第一，对那些抱着“愈来愈富裕”观念的人或国家来说，他们的丰裕和繁荣将遭受消灭。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当国家或国民的经济增长受到威胁时，就很容易改变他们对别国或别人的原则。第二是世界将有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在财富与权力作螺旋式的下降时，一个有势力的专制政府可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希望这样的政府会用某些方法减轻因繁荣和世界权力降低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p211
世界粮食及其他资源之逐渐短缺 这方面愈来愈受关注是很正常的。基督教的精神在曾经流行过的国家不再存在，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不但自己国家内有改变，对别的国家的同情，也有改变。现在剩下来的不再是同情，而只是利用。过去的虽不怎么完全，但正来的却是毫不掩饰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步一步地把过去不完全的同情都取代了。粮食愈来愈短缺，很易造成一种压力，令人们愿意接纳认为可赖以解决这问题的极权主义。如果人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时，贪婪——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个人安定与富足为目的——也愈来愈严重。
如果这些压力真的继续增大（这是有可能的），你以为或老或少的人，届时会不会以他们的安定与富足为代价，起来保卫自由和个人？那些没有宗教改革基础的国家，会首先向极权主义低头，现时亚洲和非洲国家已越来越多走上这条路，而以往常以现代人自居的西方人，不明白有序的自由不是一条什么神妙的公式，可以放诸四海皆准，他们反以为人类到1950年代的某个时候已进步到相当程度，民主可以由外面移植入任何地方。他们有意不理会有序的自由是来自基督教，他们不明白，自由是不能与它的根源分开的。
如果这些外表的形式如民主，加在一个从未产生过有序的自由的世界观上，当压力增加时，人们便会受不了的。报章上的报道提醒我们，许多国家尤其那些2由外面输人民主，或是由上而下推行民主的国家，极权主义会渐渐得势。这样的国家不胜枚举。
日本最大的科技研究机构野村研究所(Nomuro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德山次郎(Jiro Tokuyama)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说，“西方的宗教是建基于信仰一位永恒绝对的上帝，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日本人是不会感受得到的，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理是按着时间形势而改变的。”德山深深了解，一个民族的世界观能决定他们个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模式。
再者，这些没有基督教作为民主基础的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成为大多数时，我们如果以为他们的表现不会像他们在自己国家里那样，就真愚不可及。他们甚至可以非法推翻某些组织的规章。这不单指联合国，更指其他类似的组织。我们可以预见在政治风暴中，这些大多数国家会专横无忌。
p212
容我再加一句话，受过宗教改革洗礼的国家里，个人自由亦非万能灵药。当基督教信仰基础被人淡忘时，自由亦随之在这些国家里解体。体制脱离了根源，很难会持续下去，不论哪一个政党当选，结果仍然会一样。当原则没有了，余下的只有务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
从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的领袖现在大都变成了“现代”人。幸而还有些许明显的例外，可是他们毕竟是属于例外。努力争取自主（即脱离上帝和他在圣经的教训，以及他借着基督给予我们的启示)这种思想风气同样影响着政治领袖、大学教授和一般人。这些领袖大部分都以“合”(synthesis)来看问题，而不是以固定的标准和绝对标准来看，①这点可从他们对内对外的政策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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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本书第185页。
“合”的观点在铁幕两边都赢得人心：人民看不见绝对的固定的是非标准，无论内政或外政，无论处理公事或个人道德，是非混杂，尤以那些故意放弃基督教信仰基础而趋向以逻辑推理找结论的知识分子为甚，那些不经分析而接受这种思想的人也是这样。不计是非曲直、但求有效地达到目的的“实用主义”正大行其道；在外交或内政方面，不惜任何代价但求能够维持个人现时的安定与富足的保护主义，也极易为人所接受。西方思想日趋没落，绝对的原则已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
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回忆，一定要在这里讲一讲，就是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不惜以牺牲捷克及所招致的恶果为代价，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Munich Pact),妄想借此得保“我们这代之和平”。②“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于《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在下议院所说的话很有预言性：“人民应该明白，我们促成了一场未经战争的败仗，……人民应该知道我们经过了历史上的一个最可怕的里程，……而那些骇人的字眼，已一度责难西方民主政体：‘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①还有，不要以为现在事情已经过去，现在才是开始算账的时候。这是第一口苦杯，以后还要不断地喝下去，除非彻底恢复道德和军事的力量，重新振作，和往时一样坚持自由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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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签署《慕尼黑协定》后返国向群众发表演说，宣称这协定会带来“我们这代之和平”(peace in our time),结果纳粹德国不但“堂堂正正”地吞并了捷克部分土地，后来还吞并了整个捷克。
①丘吉尔这句话，是引自旧约《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七节。
p213
很不幸，战争危机过后，再没有这样有先见之明的领袖提醒西方人：卫道之战已从另一方式败阵下来。战后，五万哥萨克人(Cossacks)被强迫返回苏联，结果遭杀戮或监禁。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索尔仁尼琴问：“有什么军事或政治理由，促使数以万计的人惨遭毒手呢？”在另一部著作中，索尔仁尼琴说，有一百五十万不愿返回苏联的苏联公民，被威逼遣送遭杀害。伯特尔(Nicholas2Bethell,1938-)写的《最后秘密》(The Last Secret, 1974)一书中，讲一个负责监督哥萨克人移交手续的英国高级军官，有一次曾对伯特尔说：“我们对这些可怜的人无能为力，只从他们的命运得到一些教训。”
但过后的岁月，看不出这个教训为人所铭记。没有是非的基础，只有从何得来的概念、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不论在国内事务或外交上，只要目前得到安定和富足，就不惜牺牲一切。脆弱的人文主义理想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都不足够。还记得第一章所说的罗马时代那一座桥吗？当人走过时，桥可以承受人的重量，却不能抵受货车的重量。一旦经济进一步衰退，一旦失去个人安定与富足的恐惧增加，一旦战争或战争的威胁加剧，一旦暴力与恐怖主义扩散，一旦粮食或世界其他资源变得更短缺，这些情况都肯定会发生的，厄运定会加速临到那只求个人安定与富足的人，他们的美梦便会压得粉碎，如同一道小桥被一辆六轮大卡车压垮了一样。
历史巨轮会不断运动，目前，似乎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实施高压管制，一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再一次肯定那能赋予人民自由而不致引起混乱的基础，那就是上帝在圣经中和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在上几章已见到强制秩序的真面目，与其消极地表示屈服，不如认真考虑第二个选择。
基督教价值并非一种超级的实用主义，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圣经的信息是真理，(p214)基督教的价值在于人肯委身真理。基督教价值的内涵是，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非人格性的因素加上时间再加上机缘的结果，而是在其中有一位永恒而有位格的上帝，他才是宇宙这“时空连续区”（space-time continuum）的创造者。不要忘记，现代科学的创始者是以这个信念为基础的。基督教的价值也在于人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在上帝的启示下生活。这样才有道德、价值和意义，包括人的意义，而非统计学上的平均数字。基督教价值并不脱离理性，它能使一切知识和生命统一。选择这种价值其实即是个人以这种价值为基础，又进而影响大众。这样的基督徒无须占大多数，就足以对社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p214
约在公元60年，一个懂得当时希腊及罗马思想的犹太基督徒，写了一封信给住在罗马的人。在此之前，他在雅典的马尔斯山(MarsHill)上也曾向希腊的思想家讲过同样的话。他演说的地点是雅典思想界人士聚集讨论的地方，那里上面是山上城堡(Acropolis)，下面是市集。这地方现在可见的一块碑，说明这个历史的遗迹，也让我们读到昔日他在那里用当时通用的希腊话所发表的演说。他在雅典演说时，常常被人干扰，但从他给罗马人的信里，我们今日仍可以听到他昔日向思想界人士所说的话。
他说希腊和罗马的世界观加起来，亦不足以解答宇宙的产生和它的形态及人类的独特性等所引起的问题。他说人类该受审判，因为他们明知自己没有完满的答案可以解答宇宙和人类存在的问题，而那真正的答案，他们又拒绝，而且还施以压制。下面我引述的是他信中的一段话：“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那是与非人相反的人的独特性），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即宇宙的存在和它的形态），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8-20)
在这里他说，宇宙和它的形态以及人的独特性都同样说明圣经所说的真理，不过圣经说得较详细罢了。这样，上帝并不是缄默地存在，而是借着圣经及基督，向人显明。这就是以圣经为依归的宗教改革的基础。这个信息说明人可以因着基督的死回到上帝那里去。不单这样，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其他实在的好处，包括建筑在更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上的文化与社会的自由和形态。由此所得的自由是极具力量的，而这种自由是圣经所讲的那一种，因此便不会带来混乱。这正是值得我们对将来寄予厚望的地方。人若不是得着这种自由，就只好受制于高压管治了。
p215
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人惯于根据自己的世界观行事，虽然人自己未必能察觉到。所以要紧的是要把握正确的世界观，然后根据这种世界观行事。正确的世界观能给予人类这世界的真谛。
以下文字主要是对当代人说的。第一，我们要谨记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标志是什么，这标志是二分法的采用：把对意义和价值的乐观从理性的范畴中割离。这种分割一旦被接受，个人在非理性的范围内的一切都是偶然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形态的标志就是这种“存在方法论”（existential methodology)。
生活在当代，我们也切勿掉进自己那套的存在方法论里。假如我们死抱着圣经中的价值体系、意义体系和宗教事物，却贬低圣经所肯定的宇宙观、历史观和具体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就已掉进了存在方法论的窠臼里。又假如把圣经所说的宇宙观、历史观和道德绝对规范等放进以文化为出发点的领域时，也是实行着自己一套的存在方法论。尤其在此支离破碎的年代，如果我们本身带上了这一代的标志，便无法在这个历史时刻里负起时代呼声的任务。如果我们把圣经打上存在方法论的烙印，我们在这时代和文化中便起不了“盐”的作用。我们带着存在方法论的标记，就没有真正的绝对来改善或审订文化、国家和社会。
本书及它的一辑专题记录片的题目是“How Should We Then Live?”(编按：中译作《前车可鉴》)，是采自旧约《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至十一及十九节之经文。题目就在第十节：“我们怎能存活呢？”(How should we then live?)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p216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
本书的写作，是盼望这世代的人能从罪中最大的罪——身为被造者，竟以创造者自居——回转过来，也盼望这世代能离开灭亡的道路，这样就必得以存活。
大陆版出版说明
薛华博士的名著《前车可鉴》（英文名 How Should We Then Live)中文繁体版是香港宣道出版社首先在1983年精心翻译出版的。其中，第一、二、三、七、十二章由梁祖永译，第四、五、十三章由梁寿华译，第六、八章由姚锦荣译，第九、十、十一章由刘灏明译。
本简体版此次经宣道出版社授权，首次在大陆出版，这也是薛华博士的著作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出版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了港版图书的文字风格，书中的中英文人名、地名按照大陆标准的译名进行了校译，并删除了原书的中英文名词对照表。限于篇幅，我们对原书的专题索引进行了缩节，简体版的索引仍沿用繁体版的页码，所以原书的页码也以边码的形式在本书中标明，方便读者利用附录的专题索引进行检索阅读。限于中国大陆的特殊语境，我们在不影响本书主要思想的前提下，对少数内容进行了删节，在此请读者谅解。
在此特别感谢香港宣道出版社的授权。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刘晓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丛书策划人
简介
为了完成《前车可鉴》这部巨著，薛华博士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深入研究西方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学科。
他从分析古罗马的败亡开始，顺着历史的发展，将基督教兴起、中世纪时教会变质、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等这些最关键的历史时代，以及形成这些时代的思潮加以客观分析和评价，并指出了各个世代盛衰的根源。
薛华博士在书中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夺了创造者的位置，人要独立自主，作宇宙的主宰，因此西方国家已经迷失了方向，以致整个文化体系百病丛生，前景将是一片黑暗。
最后，作者以先知之声，呼唤当代由背道之罪中归回，不再身为被造者却以创造者自居，就得以归回并且存活。这也是本书英文原名HowShould We Then Live?(我将以存活？)的涵义。
作者小序
本书绝不敢称为一部完整的西方文化编年史，因为那是极艰巨的工作，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我只是对历史上最关键的时代，以及形成这些历史时代的思潮做一分析；由于过去的思潮决定了今天的文化形态，我希望本书能够对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提供一点意见，并试图解决20世纪末期可能出现的无数难题。
作为最前卫的思想家，长久以来，薛华博士致力于思考衰落中的西方文化的命运，并且断定西方文化不仅忘了根本，而且失了方向。然而，薛华博士也为未来提出了充满希望的积极性建议。 ——雷维尔出版公司编辑
作者简介：
薛华博士是西方卓越的思想家，1912年生于美国费城，在美国受教育及从事青少年工作。1947年迁往欧洲，1954年与夫人在瑞士合作开设“避难所团契”（L’Abri），专为寻求真理的人士解答问题，又多次在世界各地讲学，著作甚丰，在哲学界和神学界均享有盛名，曾受到《时代周刊》的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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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供参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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