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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徐复观《论智识分子》打开死结 —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四）

《论智识分子》

徐复观著九州出版社；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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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约4900字；

·粗体本编标；

·编录：杨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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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上述盗贼与奴才的气氛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有不自觉的被动的殉葬，而很少能作为一个集团底自觉以挽救历史的命运、自己的命运。

所以单靠中国文化，只能希望一治一乱的循环，并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p42）

由孤立而进入东西正式交通以后的中国历史，这确是历史上的一大转机。中国文化应由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而开一新局面，中国的历史应由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而得一新生命。

此一惊天动地的事件(辛亥革命)，若不想到与西方文化接触后所发生的伟大影响，便无法加以解释。这说明了科举下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已开始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的条件已开始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正面向着新底命运前进。

（p43）

由旧社会走到新社会，一定要使政治力量退处于消极地位，以让社会和各个人可以在自由气氛之下根据自己的志愿与力量站了起来，使社会成为有力的社会，个人成为有力的个人。有力的社会与个人逐渐代替了无力的社会与个人，国家的内容也为之改变，于是消极底民主政治实际是培孕着一个强大的国家。（p44）

但千余年中的科举制度，在形式上与精神上的控制士人、折磨士人、糟蹋士人，则可谓无微不至。科举下一般士人的品质实在比农民差得多，《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乃是此一集团所留下来的不很完备的实录。（p45）

这种控制关系，一面是找“群众”，一面是找“奶娘”。谁人侥幸有点政治权力，谁人都可找到一批群众；谁能揩得出一些油水，谁人都可被认作奶娘。（p46）

于是所谓组织活动简化为“垂饵”与“入彀”的活动。活动的自然结果只实现了人事上恶币驱良币的法则，使千年来的科举精神在政党的组织上借尸还魂，在组织的新瓶中装上过去士大夫的旧酒。

概观近二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的性格，其形态可略举以三：一是以个人小利小害为中心的便宜主义。在便宜主义之下，绝不担当一点天下的公是公非。昨日之所非，不妨为今日之所是。私下里的痛恨，立刻变而为公开时的揄扬。口头上的批评，立刻变而为文字上的歌颂。一是貌为恭顺，刻意揣摩，百说百从，百呼百诺；但实则一事不办，一事无成，当面的色笑承欢，绝不代表背后的尽心竭力。一是捕捉机会，肆行敲诈，获取报酬。

恭顺与敲诈，互为因果循环，逼得政治上既不能集权，更不能民主，真是走投无路。（p47）

此一时代中包含有许多其他的重大因素，有非多数人所能负责，等于在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不能对科举制度的本身负责一样。但我在这里是站在知识分子反省的立场上来看问题，问题便应首先落在知识分子的自身。因为我也正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认为早已日暮途穷，实再无尺寸之路可走。所以我要乞灵于中国的文化，乞灵于西方的文化，乞灵于每一个人的良知，乞灵于每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让大家来共同打开这一死结。（p48）

正文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四）

打开死结

p42

在上述盗贼与奴才的气氛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有不自觉的被动的殉葬，而很少能作为一个集团底自觉以挽救历史的命运、自己的命运。南明未尝不可以多支持一两百年，但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依然是代表当时多数士人的风气而掌握了大势。因之，在那样的惨痛教训中，凡是可以在政治上通声气的士人，连一点真正叹息之声也发不出来，天下焉有心死而身不死之理。而士人中真正的反省，乃常出自立足于社会、未被现实政治折磨蹂躏糟蹋奸污的少数人身上。这是中国历史中为什么每当兴亡之际，总还出得来几个像样的人才；而历代下诏求贤，从不愚蠢到只从自己的侍从之臣中转圈子，而必要注意到岩穴之士。因为这是远离现实政治的社会人士。明末所以能产生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这一批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学问何以或及身而绝，或一传之后精神全变，都可在士人与科举制度下的政治关系上得到真正的解说。顾、黄们在文化的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对政治却有一个共同之点，即是伸张地方、社会以培养民力，制衡朝廷；恢复读书人的人格与自尊心以培养人才，制衡专制。于是他们谈封建之意，谈井田制度，谈选举，谈学校（他们心目中的学校，是主导政治而不受政治控制的学校)，谈君道（天下为主，君为客)，谈臣道（臣乃为天下，非为君），谈士大夫知耻崇实之道。他们要打掉皇帝是乃圣乃神的观念，他们要打掉只有朝廷而无地方的集权观念，他们要打掉人臣是奔走服役、为君设臣、以臣殉君的奴妾观念，他们要打掉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皇帝包办天下之是非的专断观念。他们要对皇帝而凸显出天下，对朝廷而凸显出社会、地方，(p43)对科举功名而凸显出人格、学问。他们的精神是伟大的，他们所祈向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仅靠中国文化的力量并不能转换中国的历史条件，于是黄梨洲只有希望“持此(《明夷待访录》)以遇明主”，而顾亭林亦惟有“待一治于后王”。以朱子那样的反对科举，依然只能望其二孙“做得依本分举业秀才”；以顾亭林的民族性之强，也只好让自己的外甥去考进士臣事异族，这是说明中国文化在这种既成的历史条件面前的无权。所以单靠中国文化，只能希望一治一乱的循环，并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

p43

由孤立而进入东西正式交通以后的中国历史，这确是历史上的一大转机。中国文化应由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而开一新局面，中国的历史应由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而得一新生命。代表西方文化的科学与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文化精神从主观状态中迎接出来，使道德客观化而为法治，使动机具体化而为能力，并以可视的可量的知识补不可视不可量的道德文化所缺少的一面。另一方面则由科学民主而提供了我们以新的生活条件与方法，使我们可以解决二千年久悬不决的问题。顾、黄们常常想把当时返之三代两汉。三代的情形多含有想象的成分，暂置不论。即以两汉来说，千余年以后的社会究与千余年以前的社会不同，后人可以吸取其精神，万难取返其事实。汉代人士耕读合一还是消极的，而近代则主宰了科学，即主宰了生活，这里不再有所谓“闲散为乐”、脱离现实生活的问题。由科学所扩大的社会生活，与知识分子以向社会发展的广大可能性，这里不再有非当举业秀才即无立足之地的问题。民主倒转了政府与人民的形势，把州举里选扩大到政治最高权力之所在，清议扩大为推动一国政治的原动力，不再像东汉士人，(p44)一旦把清议推及于朝廷时，即有杀身之祸。此种应当发生的改变，就我们固有的人文精神、人格主义而论，可说是一种飞跃的伸长；就科举制度下所养成的士大夫的性格而论，可说是涤旧染之污、昭再生之望。我在这里不能详举此一中西文化接触后所发生的波折乃至阻滞的事实、原因、责任等问题，这都在意料之中，而且也关系到许多方面。我只指出，一旦既与此一伟大文化相接触，便于理于势，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始终非由接触而接受不可。由戊戌变法发展为辛亥革命，中国第一次才出现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知识分子集团的革命，真正出现了秀才造反，不但推翻满清，而且推翻了二千年来的专制。此一惊天动地的事件，若不想到与西方文化接触后所发生的伟大影响，便无法加以解释。这说明了科举下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已开始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的条件已开始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正面向着新底命运前进。

p44

但我们应得承认：第一，欧洲由中世走向近世的改变，冒险的商人是走在知识分子的先头，而由商人为主干的新兴市民阶级的力量，也远大于作为市民阶级组成分子之一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国则只是由知识分子带头，社会变化的程度远落在后面。这便一面说明知识分子向前冲的力量的有限，一面说明知识分子没有新兴的客观底社会要求以作其向前冲的根源及由此根源而来的规约性。于是既易使之夭折，又可能使之成为泛驾之马，横冲直撞底脱离轨道。第二，由旧社会走到新社会，一定要使政治力量退处于消极地位，以让社会和各个人可以在自由气氛之下根据自己的志愿与力量站了起来，使社会成为有力的社会，个人成为有力的个人。有力的社会与个人逐渐代替了无力的社会与个人，国家的内容也为之改变，于是消极底民主政治实际是培孕着一个强大的国家。(p45)西汉初年黄老之治具备此一雏形，而近代民主政治与强大民族国家之互为表里的过程正是确切不移的例证。民主政治是政府少管事的无为政治。政府少管事，社会和个人便可以不受干涉地多管事。中国过去的专制政治，其由中枢的权力点去控制社会的力量颇弱，且因德治、仁政等观念，亦反对对于社会的控制，这确与欧洲历史的王权专制有其不同。但千余年中的科举制度，在形式上与精神上的控制士人、折磨士人、糟蹋士人，则可谓无微不至。科举下一般士人的品质实在比农民差得多，《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乃是此一集团所留下来的不很完备的实录。海通以后，因内忧外患暂时软化了中枢政治的压力，因科学民主而启发了士人的胸襟，乃有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历史大转变。但当时的士人文化意识上的自觉非常浅薄，对于自己这一代所作的前因后果缺乏深切的了解，这也是势所必然。要使辛亥革命的方向站稳脚跟，首先要使士人从政治上得到解放，以完成士人性格上的彻底转变。这并不是说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说知识分子应立足于社会之上，立足于自己的知识之上、人格之上，以左右政治，而再不由政治权力来左右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知识。换言之，知识分子一鼓作气底敲开了民主政治之门，而知识分子的本身却也要得到民主政治的培养。这便需要国家出现一种较长的和平局面。中山先生为了争取此一条件，便宁愿让出临时大总统；黄克强先生为了争取此一条件，便宁愿取消南京留守。从长远的历史意义看，中山先生民国元年之让出临时大总统，及十三年之联俄容共，都是他天下为公的伟大人格的表现。但民元之退让总统，其意义实远超过民国十三年之改组国民党。不幸，袁世凯帝制的贼心不仅破坏了辛亥新开而尚未站牢之局，并以收买、暗杀、劫持等卑鄙手段，(p46)将暂时潜伏而并未根本死去的根深蒂固底由科举所养成的士大夫性格，在过渡社会的解纽状态下复活起来。连所谓汉学大师的刘申叔、洋学大师的严几道都加入筹安会而称为六君子，于此可见洗涤由历史所积累的习性之难，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在新环境中走上千年来的老路。

p46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中国一直在军阀扰乱及帝国主义侵略的紧张状态中。接着便是北伐、剿匪、抗战的二十年的长期军事行动。军事要求集中权力，要求纪律与服从，这是势所必然，但与民主气息的培养则恰恰相反。加以因联俄容共，使知识分子最大集团的国民党，受共产党及德、意法西斯运动的影响而将组织走向由一个权力中心点去控制一切的组织方向，以配合军事集中的要求及个人权力意志的满足。在此一组织方向之下，人不是站在人格、知识、社会上直接对政治、对国家负责；而是人人由一个权力中心点投射出去，再由此权力中心点将每人系缚着以对此一权力中心点负责。于是人格、知识、社会不复是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只有此一权力中心才是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权力中心对政治、国家才是直接的，其余的都是间接的。这里，大家忽视了中国的文化是重常识的人文主义，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根本缺乏狂热的气质，也不真正相信偶像。于是由此种控制方式所得到的集中效果，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强度，并且在时间上也只是昙花一现，立刻分裂为一个人一个人的权势之争，即所谓派系之争。原则性的控制关系立转而为纯现实利害性的控制关系。这种控制关系，一面是找“群众”，一面是找“奶娘”。谁人侥幸有点政治权力，谁人都可找到一批群众；谁能揩得出一些油水，谁人都可被认作奶娘。由人格来的廉耻，由客观问题上来的是非，由国家民族社会上来的责任感，(p47)及由人对事的关涉上来的能力高下等，皆与此种关系所含蕴的内容势不两立，非一步一步地清洗得干干净净不可。于是所谓组织活动简化为“垂饵”与“入彀”的活动。活动的自然结果只实现了人事上恶币驱良币的法则，使千年来的科举精神在政党的组织上借尸还魂，在组织的新瓶中装上过去士大夫的旧酒。但科举只能扼住政治入门的门口，一个人搞开门口以后，便可在精神上得一解放，只要有志气，依然可以做学问、立事功。而玩此种组织则有似玩“江湖”，愈玩愈深，愈玩愈窄，愈离开真正人与人的关系，一往而不可复返。它对人的控制是要求由生到死，由私到公，由肉体到灵魂。概观近二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的性格，其形态可略举以三：一是以个人小利小害为中心的便宜主义。在便宜主义之下，绝不担当一点天下的公是公非。昨日之所非，不妨为今日之所是。私下里的痛恨，立刻变而为公开时的揄扬。口头上的批评，立刻变而为文字上的歌颂。一是貌为恭顺，刻意揣摩，百说百从，百呼百诺；但实则一事不办，一事无成，当面的色笑承欢，绝不代表背后的尽心竭力。一是捕捉机会，肆行敲诈，获取报酬。此时的群众可奋起以敲诈其平日所奉事的领袖，在野党可奋起以敲诈其平日受御用的在朝党。力之所及，真是“杀百万生灵，亡数百年社稷”亦所不惜，更何有于礼义廉耻。为了表现恭顺，则集权的口号当行；为了实行敲诈，则民主的理论应手。恭顺与敲诈，互为因果循环，逼得政治上既不能集权，更不能民主，真是走投无路。民国三十六年到三十七年大陆上的民主表演，是知识分子发挥由千年来科举制度养成的性格所达到的最高峰。以客观的历史眼光去看，接着此一最高峰的后面，其势不能不是共产党的清算斗争的大流血。共产党推尊张献忠、李自成，而张献忠、李自成在历史上的某一客观意义，（p48）乃是向当时的“乡绅”、“生员”的大报复，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无法避免的报复。而共产党则是变本加厉地与中国历史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乃至文化的命运以一总的结束。在共产党掌下的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坦白书，我不相信其中便无几分真正痛悔之情含在里面。当然，此一时代中包含有许多其他的重大因素，有非多数人所能负责，等于在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不能对科举制度的本身负责一样。但我在这里是站在知识分子反省的立场上来看问题，问题便应首先落在知识分子的自身。因为我也正是其中的一分子。

p48

时代毕竟是进步。过去的举子、生员是占全知识分子中的绝对多数，而现在新形态的举子、生员在全知识分子的比率中是渐占少数。但这渐占少数的总是和现实政治胶住在一起，政治制约着他们，他们也制约着政治。而我们是正处在由政治来决定生死命运的大悲剧的时代，这才是真正时代的死结。这一死结在当前是否已经解开，我希望每一个人以平且之气面对现实问题，一样一样地切实去想。吴稚晖先生是这一代的大聪明人。他的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抛入海底，我觉得这是象征着他对人类前途无限的悲哀，但我不愿说这就是象征着我们知识分子最后的命运，顺着科举精神的下趋，到今日已经坠落到底了。我这只要把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以及今日对人在政治上所要求的标准作一对比，则其一代不如一代的下趋之势，可说是十分清楚。再由此向下，我认为早已日暮途穷，实再无尺寸之路可走。所以我要乞灵于中国的文化，乞灵于西方的文化，乞灵于每一个人的良知，乞灵于每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让大家来共同打开这一死结。朱子在指出宋代上下是以盗贼相与之后，(p49)接着说“只上之人，主张分别善恶，擢用正人，使士子少知趋向，人心自变”。这可说是最低调的说法。我试仿此意以作此文的结论说：“只今培养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的文化，使每一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客观问题的是非得失负责，使人人两脚站稳地下，从下向上伸长，而不要两脚倒悬，从空吊下，则人心自转，局势自变。”

三月廿四日于台中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六日《民主评论》五卷八期

出版前言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散见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选录文章、编辑体例不尽相同。现将他的著作重新编辑校订整理，名为《徐复观全集》出版。

《全集》共二十六册，书目如下：

一至十二册为徐复观先生译著、专著，过去已出版单行本，《全集》基本按原定稿成书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与《诗的原理》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

三、《中国思想史论集》

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五、《中国艺术精神》与《石涛之一研究》

六、《中国文学论集》

七、《两汉思想史》（一）

八、《两汉思想史》（二）

九、《两汉思想史》（三）

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与《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编辑《全集》时，编者补入若干文章，并将原单行本《公孙龙子讲疏》一书收入其中。十三至二十五册，将徐复观先生散篇文章分类拟题编辑成书：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十四、《论智识分子》

十五、《论文化》(一)

十六、《论文化》(二) 言前赠出

十七、《青年与教育》

十八、《论文学》

十九、《论艺术》。并将原单行本《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一书收入其中。

二十、《偶思与随笔》

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二十一至二十三册是按《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题意，将作者关于中外时政的文论汇编成册，拟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并将原单行本《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收入其中。

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二十六、《追怀》。编入亲友学生及各界对徐复观先生的追思怀念以及后学私淑对他治学理念、人格精神的阐明与发挥。徐复观先生的著作，以前有各种编辑版本，其中原编者加入的注释，在《全集》中依然保留的，以“原编者注”标明；编辑《全集》时，编者另外加入注释的，以“编者注”标明。为更完整体现徐复观先生的思想脉络，编者将个别文章，在不同分类的卷中，酌情少量选取重复收入。

《全集》的编辑由徐复观先生哲嗣、台湾东海大学徐武军教授，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协力完成。

九州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编者前言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塆。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诲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我们参与《徐复观全集》的选编工作，是以诚敬的态度，完整地呈现徐复观教授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执著，对理念的坚持，以及独特的人生轨迹。

九州出版社出版《徐复观全集》，使得徐复观教授累积的智慧，能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我们相信徐复观教授是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王晓波郭齐勇薛顺雄徐武军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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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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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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